冬瓜潘敦

瓜类三部曲是潘敦老师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冬瓜》为第一篇。

冬瓜是我爸爸的爷爷,我们那叫老太。

老太小时候念过私塾,留了一把大胡子,还戴眼镜,你们可以脑补一下他的形象,反正我是脑补的,我没见过老太,关于他的事情我都是从爸爸口中得知的。

冬瓜在洪泽湖边上的泗洪县长大,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船逮过鱼和螃蟹,冬瓜有个弟弟叫南瓜,英文是pumpkin,不是我扯淡,后来南瓜真有个英文名叫pumpkin。

冬瓜很聪明,上学时候老师经常夸,全家就他一个人脱产读书,这在小县城很不容易。冬瓜给儿孙取的名字很规整。我的爷爷辈名字都是三个字,中间有个敬字,我的父辈名字都是两个字,都带山字旁。冬瓜过世之后,孩子们的名字取得乱七八糟,比如我,叫农民工。

冬瓜小时候在湖边的草滩里咬芦苇,看水鸟,月亮上来了,芦苇荡里雾气茫茫,家里人四处找不见他。按照现在的说法,如果孩子从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各种感官的潜能会被充分开掘,长大了很有灵气。冬瓜没什么灵气,天天往外跑成了野孩子,打磨得皮糙肉厚,生存能力强。

冬瓜

有灵气的是我爸爸。爸爸是家族里的长房长孙,冬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爸爸六十年代末上小学一年级,一个月之后被学校开除。老师让小朋友们站成一个圆圈,男女生结对唱歌,歌词是

找啊找啊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啊握握手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爸唱的时候把第三句唱成“亲个嘴啊握握手”,然后他对面的小姑娘哇的一声就哭了,跑去告老师。老师找来年过花甲的冬瓜,说老子反动儿混蛋,资本主义走狗的后代从小就是流氓。冬瓜疼惜孙子,没有责怪他,带他去邮电局看报纸,教他认字。

我爸说他自己不觉得没上学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倒是老太生前经常自责,说我爸没受到好的教育是因为他。

日本鬼子进中国的时候,冬瓜三十多岁了,南瓜十五六岁,是个小孩蛋子。

两个人一开始在共产党的部队里面,吃不饱饭,还经常有斯斯文文的干部管着。冬瓜想你又不比我有文化,凭什么管我,带着南瓜跑了。

南瓜正处于青春逆反期,不愿意走,他没读过四书五经,在部队接受了革命思想,如获至宝。冬瓜说你不走就留这吧,我一个人走。部队再亲也亲不过哥哥,南瓜舍不得冬瓜,就跟着一起走了。跑了两个人,上级肯定要追究,到底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还是奸细特务?冬瓜带着弟弟躲在大草滩里,这是他们从小生活的地方,追逃的人当然找不到他们。兄弟两人在芦苇荡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运气好的话,能在草窝窝里捡到鸭蛋,饿极了戳个洞就喝了。

兵荒马乱,冬瓜带着弟弟又想吃饱饭,选择有限,就投奔了国民党的部队。冬瓜当文书,南瓜是娃娃兵讨人喜爱,给长官站岗。老太跟爸爸讲过打仗的事情,爸爸再转述给我,说你两个老太都打过鬼子。拼刺刀的时候都是从上往下砍,或是顺着鬼子的裤裆往上撩,一般不会往前扎,扎进去很难拔出来,等你费半天劲拔出刺刀,旁边的鬼子早把你弄死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专业很靠谱,至少和电视剧里放的不一样,冬瓜南瓜兄弟大概真的和鬼子干过仗。

抗战结束,南瓜二十出头,想继续留在部队,冬瓜没再勉强他,自己卷铺盖回家了。我说不相信,老太怎么每次说跑就能跑,共产党的部队是容易跑出来的吗,国军也不会让他回家的,还得打内战啊。我爸说反正他就是跑出来了,没人敢抓他,说明你老太在国民党混得还不错,不然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把你三爷爷斗成那样。

冬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爷爷,很早就死了,二爷爷当时在东北当兵,三爷爷在水利系统工作,白天挑土修大坝,晚上挨批斗。三爷爷被斗得很惨,冬瓜自己却没事,据说他年纪大胡子大眼镜大,看上去有点吓人,小年轻一般不找他麻烦。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家乡在东北,文革时候他还小,单位批斗一把手,他跟着父母去围观。单位一把手是转业军人,性子刚烈,说老子没错没错就是没错,然后破口大骂,怒操一切围观群众。最后单位干部职工觉得一把手实在是太牛逼了,一致决定还是他来当一把手。

听上去跟闹剧一样,不过是真人真事。

解放以后,共产党的干部找过冬瓜,让他去县里工作,冬瓜不干。当时解放军刚刚打赢淮海战役,气量比较大,加上冬瓜没有参加内战,也就算了,没把他怎么样。

我的爷爷哈密瓜是冬瓜的几个儿子中最不成器的,一直不参加工作,天天在街上瞎逛,小县城就那么几条街,逛够了就跑到安徽泗县的亲戚家里逛。眼看哈密瓜不小了,冬瓜把他找回来说了一门亲。结婚当天晚上,哈密瓜把新娘撇下,跑到县里一个寡妇家打牌,冬瓜因为这事揍过他。浪荡子总是有点本事的,哈密瓜跟小寡妇勾勾搭搭,家里的新媳妇也被他哄得服服帖帖。

我爸爸西瓜出生不久,哈密瓜又跑了,既不是躲债也不是私奔,就是出去玩。我爸对爷爷没有印象,说他应该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在外头成天疯不知道照顾自己,冬天着凉得了肺炎,不去医院继续玩,等病倒了已经很严重了,写了一封信给三爷爷,三爷爷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咽气了。哈密瓜虽然死了,三爷爷很生气,当时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就在当地草草埋了。

我们家只有三爷爷知道哈密瓜的葬地,等我们想起来去找的时候,三爷爷已经老了,他说他忘了。

我的爷爷哈密瓜去世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冬瓜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我的爸爸西瓜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小时候跳进水塘里好久不出来,都以为他淹死了,结果他握着一枚刺刀浮上来,大喊“日本鬼子的刺刀日本鬼子的刺刀”。冬瓜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西瓜操心,太阳要落山了,冬瓜就拄着拐杖在家门口等,孙子不回来他就不进屋,也不吃饭。我爸说老人私心重,大儿子死了,就特别看重长头孙子,生怕再出什么事。

有一次公社放电影,西瓜跑去凑热闹,年轻人都爬到树上看。电影放完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他从树上跳下来才发现冬瓜已经等在那了,穿着蓝布褂子,拄着拐杖。西瓜把爷爷扶回家,路上说淮北建设煤矿在招工,他报名了,冬瓜笑笑,说年轻人就该这样,你和你爸不一样。

我爸还没从淮北回来,老太就去世了。

爸爸临走之前,嘱咐三爷爷的儿子好好照顾老太。三爷爷的儿子是我的堂叔,堂叔和爸爸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家里穷的时候盖过同一条棉被。爸爸被学校开除了,堂叔没有,因为三爷爷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批斗。爸爸到了工作的年纪,堂叔也差不多要参加工作,他比爸爸有文化,出路也好一些。堂叔的爷爷冬瓜,是个国民党,堂叔就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了“和冬瓜断绝一切关系”。当时的入党申请书不像现在,堂叔那么写了,也真的那么做了,冬瓜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过完了最后的时间。

堂叔入党和老太去世在一九八四年,似乎年轻人已不至于为了政治进步而斩断亲情,但事情就是这样。

冬瓜

冬瓜的兄弟南瓜,参加了他们称为剿匪戡乱的战争,追随国军一路转进去了台湾。我在台湾做交换生的时候,家里叮嘱我一定要去见老太一面。

老头子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带了一大家子人请我吃饭。寒暄之后,他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下个礼拜要在学校做个报告,但是要用英文讲,所以需要准备准备。他听了之后兴致勃勃谈起自己的军旅生涯,美国长官训练他们的时候教授过英语。

“我就有个英文名,pumpkin!”

我小心翼翼,尽量不触及敏感问题,他不问我就不说。老头子说东道西,好像完全不关心我们这边的情况。说实话,那一刻我有些感动,真真切切体会到什么是“近乡情怯”。分别这么多年,不敢问,又从何问起呢?

南瓜终于忍不住问起了哥哥的情况,我说了很长时间,尽量不遗漏我知道的任何细节。南瓜沉默一会,问老三家的孩子怎么能和祖父断绝关系,我没说话,他又问那时候邓小平不是上台了么,我说上台了,八四年阅兵的。老头子又问我爸是不是共产党,我说不是,又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是。他就问为什么,我说高中成绩好,他用手指着我,说了一句“小共产党”,然后大笑。

一桌人就他一个笑。

我看着觉得尴尬,就笑笑说,对,我是从匪区来的。这下大家都笑了。南瓜说你们是赤匪,我们是白匪,台湾以前也是匪区,现在不是了。

和我同辈的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已经结婚了,丈夫是大学音乐老师。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洁雅。我就开启自黑模式,说台湾女孩子名字都很好听很雅致,大陆这边好多女生的名字都是冠男、胜男、胜君什么的,典型的重男轻女加计划生育的产物,明明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名字特别吓人。大家又笑了,南瓜说对对对,共产党最没文化。

我听了,说不上为什么有些不高兴,就说我认得一个台湾女生,爷爷是国军军官,安徽人,撤到台湾,给两个孙女起名,分别是思皖、念皖。南瓜听了点点头,说我们的根在那边嘛,忘不了。

我挺喜欢南瓜这个老头子,说话有些神经大条,吃完饭临别的时候突然就哭了,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眼泪。他这一哭大家都乐了,话也一下子说开了,有人站出来批评南瓜,老人家也真是的,刚才不好好叙叙旧,一个劲骂人家共产党,把饭桌搞得跟谈判桌一样,现在又舍不得了。

洁雅的丈夫送了我一本书,是洛夫的诗集,《因为风的缘故》。到底是文化人,送的东西都这么雅致,我客气了几句,收下了。

我是二月份从台北回来的,登机之前,忽然下了一阵雨,天空被洗得湛蓝。我的座位靠窗,将行李放好,我就翻开姐夫的礼物。

昨日我沿着河岸

漫步到

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

顺便请烟囱

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

稍有暧昧之处

势所难免

因为风的缘故

冬瓜

飞机引擎巨大的轰鸣声打断了我,空乘在广播里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在飞机爬升产生的眩晕感中,我的耳畔响起爸爸儿时唱过的歌: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亲个嘴啊握握手,我们都是好朋友。同样的旋律,爸爸小时候唱过,我小时候也唱过,将来我的孩子还会唱下去。

姐夫用一口文雅的台湾腔介绍自己:“我是音乐老师。”

“Melody!”

南瓜在一旁插话,似乎要证明自己真的跟美国长官学过英文。

美好的旋律,总会有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变奏。

(采编:刘铮;责编: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