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者七星人物组

“自由主义在社会上从来就是一个暗流,它永远是一个少数派,但这就是它的魅力。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北斗》即使死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还在。”

“真的不用查些资料再过去吗?还是先看些材料再去说比较好吧?”

平常在朋友面前大大咧咧的马杰在电话里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这是他在接受采访后第二次打电话向记者询问要做哪些准备,期间不断地说:“你想问哪方面的问题,我要好好做个准备”。 几个小时后,马杰坐到了我对面,说起《北斗》的往事时,他迅速恢复了以往的自信,“是的,我不只是想交朋友,我是想参与某一个过程,某一种历史,我有时候希望追求一种更长远的东西。” 2008年,在清华读大四的马杰加入《北斗》杂志,起初只是因为觉得“网上自由办报”有意思。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入伙”决定改变了他之后几年的生活。

“那个时候生活的主题是《北斗》,其他是次要的。”

在《北斗》前理事长筠哲的表述中,北斗对他的影响则更为具体,“我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就是想《北斗》的事情,《北斗》一有事儿就睡不着觉。”

2008年的中国刚刚走过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发展与落后的纠葛在这一年的中国集中交汇:南方大雪、汶川地震、疆独活动、北京奥运……大事件像一颗颗石子般投入了中国沉寂了十几年的舆论场,一时间,线上线下热闹不已,年轻人的声音夹杂在其中,政治哲学、左派右派、犬儒主义,这些看似离生活很远的词成为当时年轻人集聚的校内网(后改名人人网)上常被提及的话题。

“那时有很多大学生会针对社会现实写文章,他们的思维比较先锋,让人眼前一亮。”

仅仅过了六年,筠哲的回忆却有了一种历史感,“那是一个黄金时代。”

北京外国语大学(下称北外)的孔天在舆论的喧嚣中则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之前有校园媒体工作经验的他也在关注校内网的舆论生态,“当时就想,来做一个平台怎么样?” 不久,《北斗》杂志诞生,这个以开阳、摇光等北斗七星为栏目名称的杂志开始进入许多青年人的视野。“人类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出来这天空,全靠历史上那些思想家散布的几点星光。”这是孔天对于“北斗”两字的认知。

很快,“星光”多了起来,翻阅2008年发表在《北斗》的文章,《大学生,莫做社会变革的牺牲品》、《廉租房无独立厕所背后的合理逻辑》、《一夜城中村,漫漫蜕变路》、《那一片灵地——纪念胡河清》…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艺,这些“星星”的出现都让孔天感到高兴。

之后,更多对社会满腹热情却无处发声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北斗》创立后几个月,成员从几个人扩展到几百人。一时间,风云际会,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他们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开始了。

相聚

2008年11月初,古巴首都哈瓦那,暴雨。

早晨六点,大雨下的街道鲜有行人,路灯的光线因为雨幕的遮挡时隐时现。远处街道的尽头隐约出现一个人影,很快,一个淋得通透年轻人狂奔而来,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像落汤鸡一般的东方人脸上却满是兴奋的表情。 年轻人就是六个月前创建了《北斗》的孔天,当年10月,他加入学校的交流项目来到哈瓦那,但想象中的去领略异国风光的愿望没有实现,孔天面对的更多是学校的管制。

“那时学校对我们的管理很严,平时出门都要打报告。”

不久,哈瓦那爆发流感,孔天所在团队的成员都生了病,学校的管理因之更加严格。 越来越多的束缚让孔天愈发感到压抑。直到一天早上,哈瓦那大雨倾盆,学校门卫的管理也因此松弛了下来,孔天偷偷跑了出去。

“逃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对自由的向往。”

随后的提问中,孔天坦陈这是他创办《北斗》的原因之一。

自由的基因从《北斗》创立时开始种下,直到离开几年后,人们回想当年一起做《北斗》的日子,才发现这是它对自己的感召之一。

六年前的年轻人没想这么多,那时他们加入《北斗》更多是因为内心的孤独。 2004年,马杰迈入清华大学的校园,无论是因庚子赔款而诞生的历史,还是作为刚刚卸任的总理朱镕基的母校,政治是这个学校脱离不开的色彩,但对马杰来说,这些东西都还很陌生。 “刚上大学时我毫无政治观点,谈起政治也是高中灌输的红色国家主义情怀,但是很快,陆陆续续有一些零碎的东西对我进行了启蒙。”

这段时间,马杰在清华的公共机房里发现了许多“禁片”,其中不乏“天安门”、“江主席怒斥香港记者”等片子。而在2008年相对宽松的舆论中,对政治的深层次讨论在网络和报刊上也开始增多,“当时也经常在爱思想、共识网上看一些‘又臭又长’的学理文章。从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些反思,发现之前的自己很长时间活在一种谎言之中。” 之后在清华的多数时间马杰都泡在图书馆,因为“当你切进一个启蒙口,你就渴望更多,这个好奇心很强烈。”

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不多,虽然贵为清华学子,身边多数同学考虑的却往往只是工作或出国,“他们对社会和国家没有什么责任的,就是一个自了汉。但是我觉得不能只考虑自己,人活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至少得有点儿人文关怀吧,所以我很鄙视他们那种精神状态。”说到这里,马杰停了下来,神色痛苦,“至少在精神上,非常鄙视。”停顿了几十秒后,他补充道。

在马杰深陷孤独时,同样在北京上学的舒疏则找到了归属感。“那时候喜欢参加理工类学校的马列兴趣小组,跟各种马派青年一起玩。所以我当时一度比较‘左’,即便很难简单用左右来贴标签,可那时我追求结果公平,支持大政府,甚至反经济垄断。”舒疏后来还加入过一个托派小组,“学习不断革命论,提倡自己要革自己的命。”

转折发生在之后的小组活动中,舒疏逐渐发现自己这些组员往往性格偏执,很多人不讲个人权利。 “他们提倡的是让集体来替个人做决定,个人要为集体牺牲。如果你的观点跟他不一样,他就会视你为敌人,甚至要血洗你的思想。即便不知道什么是的邪教,我还是害怕了,不合群的感觉也随之而来。”

此时的舒疏在SNS(社交媒体)上因为读时政评论的文章,按图索骥关注到《北斗》,“当时发现《北斗》虽然有持不同立场的青年,但他们很讲个人权利,讨论中会有一个‘退出机制’,不会坚持要求别人必须信服自己的观点。”

2009年,舒疏加入《北斗》。回想起来,舒疏觉得《北斗》教会她最重要的东西是包容,“当你看到有人以身作则地去兼容并包时,你自然也会去理解和接纳,跟世界和解。这要比讲一万遍理论效果更好。我的运气真好,赶上了北斗的好时候。”

“包容”气氛的产生来源于北斗人的特质,因为包容而有吸引力,就这样,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聚集。

改变

“那时我们像朋友一样结交在一起,发现不一样的观点就像发现了新大陆。”

韩师槃是早期的《北斗》撰稿人之一,谈起当时洋溢在团队内部的气氛,他回忆道:“当时觉得《北斗》的存在就是为了一种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思考。”

韩师槃是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加入北斗”,独自北上入京的他当时在工作还是考研的夹缝中迷茫,在《北斗》写文章带来的竞争让他兴奋,“我们这些人在学校不是被广泛认可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此时的《北斗》汇聚了各种不同政治、经济立场的年轻人,除了写文章外,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一个新的社会事件的出现往往成为表达自己观点的好时机,而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他们体会到了更多的乐趣。

舒疏对其中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一次聊天中,《北斗》一位女生成员向她抱怨自己的男朋友太幼稚,对社会的看法总是缺乏理性的态度,面对各种观点没有分辨能力,这让她有些烦恼。

“一听她讲我就笑了,因为《北斗》经常会有不同声音的讨论甚至论战,但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思维训练,你听到不同的声音,知道不会有绝对的对错,这会让你更客观的看待事物。”这是北斗人的特征之一,那个女生也是这样。

而在其他北斗人看来,他们更喜欢将这样的交流气氛冠以另一个词语:自由。

“当时《北斗》内部有右派、左派,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大家相互尊重,这也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舒疏总结道。

这样的讨论气氛来源于《北斗》内部的运行机制,在时任理事长筠哲眼中,“北斗只有组织者而没有管理者。虽然每个编辑的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只要这个人靠谱儿能力强,他想怎么做都可以。” 这个过程中,北斗人员进一步增加,却不免鱼龙混杂。在舒疏的记忆中,随着成员规模的增长,北斗开始明显的“排外”。

“很多年轻人读书的动机外化表现为‘致命的自负’,以及当初我加入北斗就是为了躲避的那种人也纷纷登场。”

除此之外,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其中的一件小事直到现在舒疏也哭笑不得:2012年,舒疏在《北斗》的招聘邮箱里看到一封邮件:“请问我现在加入北斗,只做一个月,能否拿到一份实习证明?”

这种排外和兼容的波动让舒疏对北斗的感情很复杂,但在内心深处,她也常常感叹自己的好运气,“因为受到北斗最初理念的感染,我越发觉得个人只能代表个人,我们说要追求独立,就应该先去追求追求生活、经济方面的独立,再追求精神独立。《北斗》要改变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拿笔写字的人

《北斗》的知名度逐渐提高,批评与诘难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自诩高大的精英主义社团”、“爱打嘴炮”、“定位不清”,几年间,围绕着《北斗》的争议不断。

2010年8月5日,北斗网站的言板上出现了一条留言,留言者自称是北斗某成员的父亲。他在留言中建议北斗的年轻人看待政治要“遵循天行有常的规律,等待黑夜的结束,而不是在黑夜中苦苦抱怨黑夜和不切实际的期盼天亮。”除此之外,他也直言批评80后们看不惯社会,不吃咸菜粗粮且鄙视体力劳动等坏习惯。

面对他人的指摘,许多北斗人也开始反思:北斗究竟要做成什么样? 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似乎每一个人都有话讲,在长久的讨论中,总编程汝南齐姜的观点得到了不少的认同:

“倘若我们不能自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看到一点希望,一点满足,大概我们早就放弃了。而这一点希望或满足其实很简单,我们只是一群拿笔写字的人,如果这些文字能引起哪怕一个人的思考,无论是赞同或反对,那便不是无意义的。”

出生于闽南的齐姜与孔天同校,后经朋友的介绍开始接触《北斗》。“当时《北斗》的第二次大聚会在我们学校后边开,大家戏称那是《北斗》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二大。”齐姜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比起其他北斗人,齐姜对传统文人似乎怀着某种情结,“我个人比较喜欢传统士大夫,也喜欢民国那帮文人,因为他们都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东西。”

但这种情结似乎只保留在他的审美视角中,一旦涉及具体现实,他又有另一种看法,“文人经常把人文关怀上升到普度众生的层面,但是最后却把大家给害苦了。为什么?”

“但你是怎么定义文人的?”我问他。

“我更想用罗素的话来回答:在我的一生中....”说了一半,齐姜似乎想不起来后边的内容,抓了两下头发后,他掏出手机搜索。

“哎,在这里。”齐姜随后念道: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中三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

与舒疏说起齐姜时,有一个细节她强调了两次,“齐姜算是文笔比较好的人,但是在大学里的几年他却从来没有想过用自己的文字换钱。”

而在齐姜心里,写东西只是个人想法的表达,如果要深究的话,“理想主义的情怀肯定是有的”。在马杰看来,这正是北斗人的特征所在,“《北斗》有一种惯性就是理想主义的气质。”

当我问起舒疏是否排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时,她回答的语气中出现了少有的坚定:“我并不排斥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理想主义是贯穿始终的,只是理想主义者应该是能够把现实过好的理想主义者,在生活和经济独立前去空谈理想,拿别人指摘我们时,我们便无话可说。”

齐姜文章中对于理想主义的诠释则一语中的,“在我以往的印象之中,理想主义者都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脱节。近来,我方才发觉,能推动者我们循着务实之径前进的,恐怕还是那在脑中隐隐作祟的理想主义情节。希望这个世界变好的愿望,看似宏大,但终要落到没见细碎具体的小事之上。”

“北斗才是我的大学”

“我们不只是在办杂志,《北斗》还是一个兴趣小组。”

在马杰看来,《北斗》带给他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朋友。

当年一腔热血做《北斗》的人现在都已工作多年,问起《北斗》给自己的馈赠,“一辈子的朋友”是他们共同的看法。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当年的馈赠,朋友、学术的基础,这些东西奠定了我的一生”,韩师槃的想法与马杰不谋而合。

筠哲的叙述则更为抒情“为什么平白无故是这些人,我何德何能,交到的这些朋友却都是这么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我的思想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了进步,可以说,《北斗》才是我的大学。”

“筠哲是一个真诚的人”,这是大多数的北斗人对于《北斗》第一任理事长筠哲的评价。面对他人的赞誉,筠哲的反应很淡然,“真诚是性格使然的,这也是做事最起码的东西啊。交流中要让大家的信息对称起来,一个人搞七搞八反倒麻烦。”

采访舒疏时说起筠哲,舒疏率先提起了一件事,“筠哲组织《北斗》的聚会时经常会自己先垫一部分钱,然后账单就会减少很多,这样平均下来每个人都会少掏一些钱。他这样做都被我发现好几次了。”

问起原因,筠哲的回答的口气中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不垫钱聚会搞不起来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北斗》的聚会还是要体面一点的吧,但是咖啡馆这些地方很贵的,我希望每一次的聚会都能让大家感觉到《北斗》越来越好。”

当我追问筠哲如何看待垫钱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负担时,筠哲想了一段时间,一改之前吐字迅速的习惯,缓缓说到:“有的事情你不做会有人做,那是因为有利可图;但是有的事儿你不做就没有人做,这需要一种责任感,我不想让这事儿黄了。”

作为《北斗》的组织者,筠哲在沟通中也有自己的原则,“最起码看这个人有没有用,比如他的智商是不是够高,与他沟通的成本会不会很高。”筠哲不讳言自己对于有才能的人的认可,“在《北斗》里,如果一个人能力很强,就一定要让他坐到最合适的位置。”

与筠哲相同,作为组织者的马杰认为一个好的团队最需要的是认可,“黄金时代的打造是不简单的,我得认可他们,把他们当成另一个我,才能聚集起大家。当把大家真正组织起来后,便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家庭的感觉,给了我归属感。”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让许多北斗人感受到友谊的温度,但在2010年的一段时间里,《北斗》的稿件数量却开始减少。而在《北斗》团队内部,齐姜的一句话反映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主编下边是副主编,副主编再往下就没有人了。”

迷惘

2010年,《北斗》早期成员多数从大学毕业,社会现实压力扑面而来。

“大家大学毕业后两眼一抹黑,踏在门槛儿上不动了。我们都是聪明人,大家都不算很差,但是到了社会上却发现开始发现自己的渺小。”

讲到这里时,筠哲点燃了他在接采访中的第一根烟,声音随之低沉下来。

在韩师槃看来,那时候最大的困难则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之前是对旧的反叛,寻找自己的精神信仰。这段时间却要找生活的立足点。该如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每个人都很迷茫。”

大学毕业后的马杰进入四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闻部门,同样是做媒体,马杰对工作更多的感受却是痛苦。

“做媒体的人都会有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但是我却没有。网站写文章有些是在网上复制别人的东西再粘贴上去,一篇稿子很快就写了出来,当中的内容却并不严谨。如果让我把大家骗了,去换很多流量,这种事我不愿意做。”不久,马杰便从网站离职。

早期北斗人对于《北斗》的认知也开始出现分歧。

“我觉得做《北斗》只是我们在大学该做的事儿,就像大学里谈场恋爱,这就够了,也不是以后就要结婚啊。”筠哲对其他人毕业后坚持做《北斗》的行为表示不解,“大家多从名校毕业,那么多事儿你都不愿意干,就想去做《北斗》,虽然精神上挺乐观的,但是经济上并不稳定啊,并且对于收入什么的都不在乎,我觉得这很可怕。”

马杰也坦陈自己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直到现在压力也未消失,但他却是有苦难言。“本来是想离开《北斗》一下的,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还是想回去。”

2011年后,马杰虽然退出了《北斗》,但心里却开始更多的自我怀疑,“我每次都想把自己拉到别的独立的东西上去,但是每次都回来了。我想这是宿命,是一种召唤,很难彻底得离开。”

齐姜2010年毕业后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他承认“对于一些社会规则感到不适应”,譬如请客送礼一类的现象。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高尚的情怀在作祟,“我并不觉得这些事情真那么糟糕,因为这是一些很琐碎的事,好像礼尚往来,是一些多数人所认同的日常规则罢了,比如送个购物卡之类的,所涉及的金额很小,其实在当下社会中根本不算个事。只不过,我觉得自己做不来罢了。没办法,做不来就是做不来。”

随后,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一个腼腆的男孩子,没办法和陌生的女孩搭讪一样。他或许矜持,但你不能因此说那些搭讪的人就是坏男孩。”

破茧

之后,筠哲坚持劝说大家退出《北斗》,“我三句话不离这个事儿地劝他们,每次吃饭、聚会都会提。”

他的话逐渐有了效果,2011年后,早期的北斗人相继离开,他们眼中的《北斗》黄金时代逐渐画上了句号。

离开《北斗》几年后,一些人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成绩。韩师槃辗转进入某门户网站,以前喜欢讲理论的年轻人如今在文章中注重深挖事实,他在网站的文章也开始被更多读者看到。

“即使在我困难的时期,我也坚信自己很牛逼。看到我在网站上的文章发表后浏览量不断增多时,我也就此和朋友举杯相庆,我在现实世界里终于获得自己在文章中达到的层次。”

当我问他是否会因屈从现实而放弃独立自由的信仰时,韩师槃严肃的脸上却出现了少有的笑容,“我到现在也并没有做任何违心的事儿,当年不喜欢某些现象会写文章来批评,现在同样。”

翻阅韩师槃近期发表的文章,多与政治事件相关,“蒋洁敏”、“倪发科”、“刘汉”等都是他文章的主角。“当年在《北斗》的文章能被几千人大学生看到,现在我的文章却能影响几十万人,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齐姜在律所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了辞职,随后进入一家公益组织。“想改变某些不公平现状的理想主义情怀当然有,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来观察一下这个社会。”

“改变不公平现状”并不如他预想中的简单。

在公益组织里,齐姜负责的一个项目时而需要组织多人讨论,但“至少在北京,以组织名义进行大规模聚会是需要相关部门批准的。”负责联络相关人员,组织讨论的程汝南齐姜也因此多次被警方约谈。

在一次组织研讨会的过程中,齐姜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请问是齐姜吗?”
“我是”。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XX分局的,需要你在三天内把参加聚会的人的名单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交给我们。”
“……”
“喂?”
“我考虑考虑。”

放下电话的齐姜并没有过多考虑,“肯定不愿意给啊,因为这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包括我的领导也不同意给。家庭住址也不能给,万一他们骚扰我怎么办?”

齐姜只能拖延。

不久后,办公室里来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后问道:“谁是齐姜。” “我是”,齐姜站了起来。 “那份名单可以给我了吗?”警察随即问到。 “不好意思,不能给。” “那家庭住址呢?” “也不给。”办公室的气氛迅速冷了下来,齐姜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请稍等。”

“我们是讲策略的,一个人如果走的太靠前,引起警方的注意,就让他退下来一点,告诉警方说自己已经不负责这个项目了。虽然后来我这样告诉警察,但是人家也不傻,随后办公室又进来两个警察,他们是早就等在楼下的,如果我不拿出名单就会上来把我带走。”

齐姜最后被警察带走。

“进去以后他们逼供你了吗?”我好奇地问到。

“没有,现在的警察对待我这种人也不会那么暴力。再说,我也不会跟他们去吵,说难听点,有辱斯文嘛。”

当天下午,在齐姜答应说出了自己的家庭住址,并承诺给聚会成员发短信取消聚会后,警察把他放了出来。

“其实后来短信是发了,但是发给的都是平时不活跃的成员,那些真正想来讨论的成员最后还是来了。”说到这里,齐姜脸上出现了笑容,也许是自得于自己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冲突间有了回旋的余地。

从体育专业毕业后的舒疏则一直在做仿真模拟,目前,她在运营的项目是体育场馆自动化的相关环节。

“其实去卖啤酒和糖果会赚得比现在更多,但是我更认可眼下做的事情,有一种泛宗教化的热情。现代大陆人自爱的概念里很少包括身体。如果人们开始爱自己的身体,会逐渐变得有自我,不再依附婚嫁,或想着啃老。并且,将人的身体与商业结合起来,让更多人惠及于此,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问她,“这样做是否与当初在《北斗》时的理想主义有关联?”舒疏的回答则毫不犹豫,“当然有关系,这就是价值追求的意义,我们不是要求全世界都如何如何,但头脑中的价值则会贯穿始终,遇到不这样的事情自己就会去感染和反抗。”

“《北斗》死了怎么办?”

第一批北斗人还在现实的壁垒前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但他们一直为之努力的《北斗》情况却并不乐观。

“人人网的生态出现了变化,严肃的政治、社会的讨论少了,多的是大量的娱乐性内容。甚至可以说,如果人人网死了,《北斗》也会死。”筠哲感叹到。在他看来,除了上述原因,成员日益增加的《北斗》内部沟通成本也在增加,成员之间心理芥蒂也在变多,这都使得《北斗》在逐渐衰落。

“以前聚会时一个人可能会对另一个陌生人激动地喊‘哎,你就是那谁谁谁啊,甚至会开玩笑,我是看你的文章长大的!’现在这种情形却是不多见了。”

《北斗》读者也在迅速减少,“之前只要上校内网的人,谁不知道《北斗》。但是在现在人人网的年轻人里,知道《北斗》的也没有那么多了。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稿件质量的原因。”当年的北斗人多这样感叹。

在2011年前后,《北斗》每篇文章的浏览量多在1000以上,而进入2013年后,《北斗》稿件的浏览量平均数则在200-300之间,“最低的可能只有几十个读者在看,甚至还有十几个点击是编辑自己在审稿时点的。”

2013年9月12日下午,《北斗》第12次聚会,作为“老人”发言的马杰第一张幻灯片上只有寥寥数字,“《北斗》死了怎么办?”

采访时,我同样用这个问题问了其他人,“舒疏把《北斗》比喻为自己的亲人,生老病死不能对抗,但如果《北斗》真的死了,她还是会很伤心。你是怎么想的?”我问筠哲。

“二十一二岁,我人生最精华的时间都扑在这个事情上了,你现在告诉我它死了,黄了,那我肯定很伤心啊。”说完这句话,筠哲沉默了起来,想了一会儿后,摁灭了刚抽了两口的烟,口气随之坚定起来,“自由主义在社会上从来就是一个暗流,它永远是一个少数派,但这就是它的魅力。这个社会上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北斗》即使死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还在。”

而在孔天看来,《北斗》至少还要再做五十年,“我不觉得做不到,《北斗》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波折了,但它每次都会大难不死,这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自信。”

孔天的语气让我想起他2009年时写在日志里的一句话,“我今天高喊,我说我要织一面旗子。于是我明天去买布,后天织,大后天买旗杆,到了第四天你们才看得到那柄旗子。”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精神与追求不要死,我是强者的气感不要死,人品、能力、志向不要死,良心竞争、认同对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能这样,北斗今天死,明天就会出现另一个。”

韩师槃说完后,我表示问题已经问完,韩师槃拿起白色外壳手机下的钱包起身去结账,在餐馆并不明亮的灯光下,他白色的外套显得有些耀眼。日本心理学家滝本孝雄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到:“喜欢白色的人往往志向高远,无论是事业还是人生,都抱有很高的理想和追求,而且多半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们会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态度认真、才能出众。”

(文中受访人系化名)

(记者:李卓 责编:李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