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人的“民意”七星说法 戴正阳

对司法案件通过上书的方式表达意见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但是真正了解案件证据事实的人,是法官。真正审理案件的人,是法官。真正做出判决的人是法官。因此,最终判决死刑与否,是法官的问题。只要他们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所谓的裹挟民意如果与事实与法律不相符合,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导语: 177人的“民意”上书是否合法,是否裹挟了民意,又是否会对法院的判决产生影响?法院对这样的民意又该作何处理?

2014年5月6日中午,“复旦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上海高院为林森浩求情”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本就备受关注的同寝杀人案件,此时又一次聚焦了人们的视线。

这封“求情信”的主要观点是希望法院不要对案件中的犯罪者林森浩判处死刑。而这一封信的发出迅速引起了网络上的骂战。一派人士认为不应判处死刑,给林森浩一个机会,让他能用剩下的生命来补偿死者的父母。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些上书学生是慷他人之慨,而且会有民意裹挟判决的可能。

有争议才有讨论,有讨论才有共识。笔者将从法律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以下几方面的分析,论述民意与法律判决的关系。

一、177人能不能上书?

通过对上书的177人进行数据统计,可以发现其中部分人是支持废除死刑的法学生,另有部分是医学院学生,即林森浩的医学院同学。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实际上所保持的观点也并非一致。其中有完全要求废除死刑制度的。有认为死刑合理,但应该给予林森浩机会,让他补偿死者父母的。有单纯认为同学中不应该再有人死亡的。

总之,这封信是一个混合了多重意见的产物。

那么,问题出现了,面对一起刑事案件,人们能不能用类似于“上书”、“求情信”、“公开信”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法律从未规定普通民众不许对案件审判发表意见或评论,也未规定民众不能将自己的意见提交给法庭。 就法律层面而言,对于案件的评述是每个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不管其内容如何,正确与否,道德标准采取何种态度,其发言的权利本身是受到法律保护与支持的。

所以,在法律层面而言,这177名上书者说话的权利是应当尊重的。

二、177人的上书存不存在裹挟民意的问题?

就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整体社会对本案的关注程度较高,在报纸对受访人群的调查统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赞成实施死刑的。因此在对比性上,我们可以得出整体社会舆论还是较为支持审判结果的。(一审判决死刑)

同时,针对这177人的上书内容,不支持者也可以逐条进行反驳予以公布,甚至也可以搜集支持死刑判决的上书,提交给法庭。仅凭借着一封书信,就认为能裹挟民意,影响判决,确实有夸大的嫌疑。不如将其定性为一些看法的表达。对于法院而言,这也是一个听取不同声音的机会,有助于法院做出更加合理的审判。

更重要的是,我国并非施行陪审团制度,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也是遵从法律的严格性。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最后的判决,都会严格依照法律进行。

一封上书,对于案件的审判来说,仅仅具有极其弱小的参考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此类信件,都会予以排除。 真正了解案件证据事实的人,是法官。真正审理案件的人,是法官。真正做出判决的人是法官。因此,最终判决死刑与否,是法官的问题。 只要他们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所谓的裹挟民意如果与事实与法律不相符合,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另根据笔者的从业经验来看,当 犯罪者有可能判处死刑时,除去法律规定的从减免情节意外,最有希望让其避免死刑的方法,就是积极赔偿,痛心疾首忏悔,以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 就本案来说,如果这177名同学真的希冀挽救林森浩一命,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要求林森浩家属拿出钱款赔偿,并且出具包括林森浩及其家人的悔过书,递交给死者父母。并且筹划相关的后续养老程序,让死者父母的心灵得到慰藉。

这才是实用角度的举措。

三、民意真的会影响法院判决吗?

在如今科学昌盛的时代,依托于网络、电子科技、报刊杂志等手段,将自身意见汇聚于统一平台,并将案件评价汇聚成民意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下,法院和法官深受民意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法院和法官对民意的尊重和敬畏,并不是盲目的曲意逢迎,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刑事审判公正的主动追求。我们以下文为例:

李昌奎因为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个发生在云南的案件,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李昌奎死刑,但二审法院基于慎杀、少杀的宗旨,并鉴于被告人存在自首情节,因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这一判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对,因为本案中被告人李昌奎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杀人行为,仅因为求婚不成便对被害人王家飞实施强奸,在强奸后又用锄头打死王家飞,并摔死其年仅 3 岁的弟弟王家红,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大、手段十分残忍。与此同时云南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对这一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我们应当知道,慎杀、少杀并非不杀,自首是可以从轻而非应当从轻,因此李昌奎后被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并报最高院核准。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与其说云南省高院的再审是为了迎合民意,倒不如说二审对案件的判决本身,有违背法律规定的地方,没有充分考虑到犯罪者行为的危害性与主观恶性。

从整体社会角度来说,这是一次民意与案件审判的统一。人民对审判的关注虽然可能掺杂道德评判的成分,但大多数还是相对符合法治精神的。同时法院则从法律出发,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最终得到了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判决。

四、法院对民意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我们不妨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对于来自草根的民意,这是民众自主自愿的表达,更是法院和法官需要正视和尊重的声音。“虽然网络民意有些存在非理性或言语暴力性,但其所透漏出的对刑事审判的关注应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一件幸事。” 法治不是精英的私有和独享物品,民众的参与确保了法治张力,网络民意为刑事审判的公正实现上了一份保险,因而法院和法官对网络民意应“坦然面对、谨慎回应、合理采用”。

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对相关民意积极回应:

其次是针对热点案件进行民意追踪,法院对民意舆论进行综合评价,有舍有取的采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保持法官对法律的尊重,对案件审判的独立性,归根结底,做出审判的人,都是法官,而非普通的平民百姓。职业化要求法官必须对各种意见加以区别。 程序之外的意见并非法律事实,往往带有情绪色彩,其传达的信息只是社会事实。 职业法官需要对民意保持警惕性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容易干扰法官的心境,影响其判断权的行使。“不难想见,如果法官一开始就有一个观点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必定会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为对抗制审判方式所不容的。”如果这种平民化思维在司法活动中作用增大,大众对司法的预期也会随之调整,试图通过民意影响审判结果的现象必然会发生。而法官被当作民意代表,法院便无法独立,当事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利也受到了侵害。

五、给发表意见者的一点建议

法律从来不是多数人的知识,这是一门要求专业性与职业性极高的学问。这也就使得普通民众即使面对法律条文,也可能对于案件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另外,普通民众接触案件的材料、事实、相关证据都非常有限,仅凭借着媒体的报道或法院的披露来发表意见,难免有许多纰漏之处。

因此,在面对一个专业性的案件时,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思考大过发言。

法律界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法官(律师、检察官),您能帮我这个案子说说话吗?”

“很抱歉,我不了解这个案子,我无法作出回答。”

这是逃避吗?这是推卸吗?不!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法律的尊严与事实的严格,才绝不插手自己不了解的法律审判。

所以,当我们想要发言时,多听听,多看看,多想想,最后说出的话语更有分量!

程序之外的意见并非法律事实,往往带有情绪色彩,其传达的信息只是社会事实。职业法官需要对民意保持警惕性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容易干扰法官的心境,影响其判断权的行使。“不难想见,如果法官一开始就有一个观点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必定会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为对抗制审判方式所不容的。”如果这种平民化思维在司法活动中作用增大,大众对司法的预期也会随之调整,试图通过民意影响审判结果的现象必然会发生。而法官被当作民意代表,法院便无法独立,当事人享有的公正审判权利也受到了侵害。

(编辑:何盼盼)